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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领导者的命运----保卢斯元帅和莫德尔元帅的唏嘘人生!
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主宰人生。人的性格渗透于行为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有自身的气质和性格, 性格本身谈不上好坏之分,只不过每个人都有不同，并且每个人的性格一但形成就很难改变，性格确实能决定命运的走向。而领导者的性格就更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特别是领军万人的将军其性格更显关键，孙子兵法说：“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可见将军的性格影响到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说了一堆话其实是个引子，只想评论一下两战中纳粹德军中的两个将军，其性格的形成对其军队的成败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保卢斯本不应座上集团军司令官的位置，却机缘巧合座上集团军司令官的位置，以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全军覆没;而莫德尔座上合适的位置，获得了勒热夫反击战的胜利，性格上的差异得纳脊兄出完全不同的战果，当然两人最后的结局却更令人唏嘘。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保卢斯为一教师之子，其父曾经设法为保卢斯弄得海军军官学校的学位，但并不成功。保卢斯在1910年2月进入德国陆军步兵团充当候补军官，他在1912年7月与一罗马尼亚女贵族结婚。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晋升为上尉。1939年，他获晋升为少将并参与二战。1939年9月德军正式入侵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保卢斯所在的第10集团军曾经参与对波兰洞袭、比利时、法国三国的战斗(第10集团军后易名为第6集团军)，他担任参谋长一职，这使得他累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这些阅历为日后他担任东线要职所不可或缺的。1940年9月，经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推荐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他也是纳粹德国对苏入侵的“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41年12月，在赖歇瑙元帅的推荐下他被授予第6集团军指挥官一职。其后，第6集团军被派往东线进行苏德战争，并委以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
瓦尔特·莫德尔，1891年1月生于德国的根廷。父亲是音乐教师， 1909年中学毕业后到帝德国陆军服役，次年晋升为少尉。一战时期，先在西线作战并参加过凡尔登战役，曾数次负伤而获一级铁十字勋章，后调入总参谋部工作，而这对没有进过军事学院的莫德尔来说实在是一种殊荣。大战结束后，赴东普鲁士的第2步兵团任职，在此期间莫德尔晋升很慢，到1932年11月才成为中校， 1934年10月莫德尔晋升为上校。希特勒上台后，莫德尔很快成为狂热的纳粹信徒，经戈培尔介绍而受希特勒接见并得到赏识和重用，这为他以后担任要职起到关键的作用。1938年莫德尔晋升为少将。二战开始后，莫德尔担任第4军参谋长，在北方集团军群编成内参加波兰战役。在对法战役中因战功晋升为中将，不久又调任第3装甲师师长，驻扎东线准备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莫德尔率部在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集群编成诸多会战，包括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的大合围。1941年9月莫德尔的装甲师作为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的先头部队与第1装甲集群的先头部队第9装甲师会合，将50多万苏军封闭在基辅附近的合围圈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一次合围，此战役莫德尔获得铁十字骑士勋章并晋升为装甲兵上将。
1942年7月纳粹德军放弃全面进攻而进行重点进攻，保卢斯授命指挥第6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为人谦逊但性格比较柔弱内向，做事过于谨慎优柔寡断，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保卢斯不是合适的司令官人选，他倒是很合适的参谋人员，“巴巴罗萨”计划的制定他是主要参与者并且在实战中该计划被认为是良好的、有见地的。他能担任第6集团军指挥官更多的原因是原指挥官赖歇瑙元帅去世，而他作为第6集团军的参谋长依次递补，当然背后哈尔德将军在德军高层中为他出了力。保卢斯不贪图功名，但缺乏那种在紧要关头作为杰出指挥官所必须具有的坚定性格，这是很至命的弱点。虽然他做野知了指挥官并不代表他能力出众并得到下属的拥护，赖歇瑙元帅比较地亲民能和下属打成一片，而保卢斯有严重的洁癖，一天要洗很多次澡换多次衣服，这样的人那里适合上战场更别说和下属打成一片，第6集团军的士兵和下层将官很少能见到保卢斯，这样的层级阻隔对军队的士气是很受影响的。第6集团军实力并不差，拥有士兵27万(不少人是参加过很多战役的老兵)，重型枪炮3500支，坦克350辆，飞机1100架，还有纳粹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意大利部队的支援;最关键的是第6集团军的侧翼有霍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的有力支持，相对于对面的苏军保卢斯的实力强劲得多。然而，纳粹德军冲过了顿河后情况就不太妙，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未能将苏军主力合围，亦没能将苏军赶过伏尔加河对岸，更没能封锁伏尔加河渡口，使苏军的援军源源不断从伏尔加河对岸增强到斯大林格勒城内。作为指挥官指挥上保卢斯很有问题，将纳粹德军珍贵的坦克用来在城市内打巷战，纳粹德军逐街逐楼和苏军争战。苏军将军比保卢斯聪明，苏军士兵敢于和纳粹德军打近战夜战，两军犬牙交错使纳粹德军的大炮和飞机派不上用场，德军士兵的生命就在这近战中不断地消耗掉了。1942年11月19日，苏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集中了143个师共110.6万人对德军进行反攻，至11月30日，苏军将德军第6集团军的5个军22个师、及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共约27万人合围在斯大林格勒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第6集团军只有约5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当时苏军是同时发动两个战略反攻，目标分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和勒热夫突出部的德军第9集团军。
反攻勒热夫是1942年11月25日开始，代号火星行动，由朱可夫指挥，参战部队总兵力达190万人，苏军兵力真是够多了。为何苏军要在勒热夫实施反攻?因这个城市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勒热夫是苏联中南部一个城市，距离首都莫斯科不到100多公里，1942年4月莫斯科战役虽然纳粹德军失败了，但勒热夫还在德军掌握之中，这让斯大林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勒令必须根除这一隐患，铲除突出部上的德军势力。而德军方面虽没能力再次进攻莫斯科，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须在勒热夫固守，对莫斯科形成隐形的威胁以提振其纳粹德国及其盟国。纳粹第9集团军据守勒热夫突出部将近一年，德军依托地形构筑纵深防御，将城镇乡村修建成要塞据点支撑防线，在这南北长150公里、东西宽不足100公里的勒热夫突出部，宛若斜 *** 苏军莫斯科防线的一把锋利匕首，德军精确部署了交叉火力网等待苏军。第9集团军原任司令因病不能理事，谁来担任新的集团军司令?当年和莫德尔官阶相同的将军有10多位，论资排辈的话莫德尔完全没机会做司令官，然而希特勒选择了莫德尔，这应是莫德尔作为一个狂热的纳粹信徒这种背景有关。莫德尔接任第9集团军司令后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第9集团军驻守本地后经过一系列激战人员损失惨重，本来编员26万人，此时只剩下不足6万;莫德尔抵达集团军司令部时，看见的是一张张沮丧绝望的脸，他本是个很有活力的人，设法极大地鼓舞德军的士气，莫德尔没有坐以待毙，不断地从希特勒处要求援兵，他的努力没白费，第9集团军补充了3个装甲师、 3个步兵师和一些独立部队，在莫德尔鼓励下，第9集团军恢复了士气和战斗力。当德军和苏军重新开战时，莫德尔打破以往的传统将坦克师拆散出来，以少量坦克加小股步兵组成一个个战斗群分置于一个个关键的战位，这种做法令德军的学院系将领所不齿亦令苏军不胜其烦。苏军原以为消灭了德军坦克就大功告成，而现在只感觉老是有消灭不净的德军坦克在战场上时隐时现，双方战士只能在阵地上胶着在一起。
性格决定了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一个人的反映及处理方式,不同的处理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自然会给每个人带来不同的影响,大量的结果自然形成了每个人特有的生命轨迹,也就是命运。性格决定领导者的命运，每一个领导者都应该知道，战场上的决策失误，会带来人员上的伤亡;领导就是做决策的人， 快速决断是做领导的必然素质。当第6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被包围时，保卢斯和莫德尔的表现完全不同，完全是懦夫和英雄的区别。纳粹德国委任最能干的元帅曼施泰因组织援兵来营救第6集团军，援兵以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为先导向斯大林格勒前进，其所属的第57装甲军一度突破了苏军第51集团军在阿克赛河上的防线。曼施泰因写道：“12月19日，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1】 曼施泰因深知自己的兵力不雄厚，能打开一条通道很不容易，并且苏军人数上占多数，随时可增兵封锁这条连接第6集团军的通道，所以曼施泰因和他的参谋长不断联系保卢斯及其参谋长要求第6集团军突围出来和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此时第6集团军虽然被包围了一段时间但战斗力尚存，还有100多部坦克可使用;两军相距只有30英里，只要第6集团军拼命冲出应能突围成功的。但，保卢斯真的太听话太没主见了，希特勒是下达了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但德军高层及总参谋部、德军前线指挥官都看出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是没有前途的，不断地请求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希特勒态度暧昧，只要保卢斯敢于发出突围的命令，那怕事后可能被撤职但起码27万的人命有可能可保住，可惜啊，保卢斯没有下突围命令，不需两天苏军的援兵到了，曼施泰因担心营救不成反被苏军包了铰子，只能全师而退，这下子第6集团军距德军后方距离就不是30英里，德军再没能力派部队前来营救第6集团军，第6集团军只能在斯大林格勒等死了。曼施泰因写道：“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2】
当苏军的“天王星行动”与“火星行动”两大凌厉攻势同时打响，“天王星”惨白的寒光映照着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阴郁的面容，而在“火星”烈焰的怒卷舔噬中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则岿然不动。勒热夫开战后莫德尔虽然补充了数个师，但当苏军朱可夫和科涅夫两大猛将统领190万人来攻，这点补充兵力远远不够用。 莫德尔的指挥不是没有收到干涉的，希特勒及莫德尔的上司有很多命令来的，莫德尔只以战场的实际情况来指挥不盲从命令，这远比保卢斯聪明。“火星”作战体现了朱可夫的典型风格，苏军7个集团军将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以泰山压顶之势对德军发起向心攻击，其中主攻方向位于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侧。朱可夫打算从这里腰斩德军防线围歼第9集团军，然后挥师南下会同其他5个集团军向维亚兹玛发动钳形攻势，进而围歼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经过3天激战，苏军第31集团军无法撼动德军扼守的防线裹足不前。苏军第20集团军的第一攻击波突破了德军前沿防线并向纵深挺进，目标是切断德军的生命线——勒热夫-维亚兹玛铁路。但突破后的苏军一路遇到星罗棋布的德军据点，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火力阻截以致暴露在雪原上的部队伤亡惨重。这时莫德尔出击了，以德军第5装甲师和第78步兵师沿勒热夫-维亚兹玛铁路南北对进，发动凌厉反击并切断突苏军的后路，苏军不得不放弃原计划转头向东突围，激战5天，苏军伤亡3万余人，损失200辆坦克无力再战。战事进入第二周，苏军在东、北、西三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都因为德军顽强的纵深防守而显露疲态，不得不转攻为守。苏军攻势成了强弩之末，莫德尔立刻抓住机会翻盘。德军反击指向突破最深的苏军第41集团军，向苏军据守的突出部两侧发动钳形攻势。3天以后4万苏军被德军包围。朱可夫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表现出超人的果敢，孤注一掷将战略预备队投入进攻，企图从勒热夫突出部东侧击破莫德尔的防线救援被围苏军。苏军数10万官兵和350辆坦克，在宽仅4公里的正面猛攻德军的坚固防线。经三天激战，苏军损失坦克300辆，官兵伤亡数万完全失去了进攻能力。至此苏军的进攻失利了，被围苏军丢弃所有重武器向西突围并付出惨重代价后返回苏军战线。至此“火星行动”作战以苏军惨败告终。苏军阵亡和被俘26万余人，伤残人员不详，损失坦克1800多辆大炮1100多门。德军的伤亡约在4万人左右。勒热夫之战莫德尔一战成名，被视为“转危为安”的将领，被称为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勒热夫之战胜之不易，莫德尔向希特勒陈述坚守勒热夫突出部是一个战略错误，倘若德军早些弃守突出部缩短防线，就能省下十几个师的防守兵力增援第6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就不会上演。鉴于斯大林格勒后德军人员欠缺，1943年1月希特勒迫于危急形势，终于同意放弃勒热夫突出部。想撤出并不容易，苏军30多万人三面包围着勒热夫，德军稍有些动静都有可能引来苏军的打击。莫德尔作了精心的准备，巧布疑兵德军有序后撤。当苏军发现德军的真实意图并全线追击，太晚了，莫德尔最终将第9集团军25万官兵毫发无爽地撤了下来。“为将之五德——智、信、仁、勇、严 ”，莫德尔应该都具备了。
人的性格固然千差万别，但有担当应是一个人必须具有的本质，有担当就是有责任心有责任感，这样的人才可靠。作为将军有担当才能令下属信任你，才能同心向目标前进。勒热夫之战后，莫德尔得到希特勒极大信任，每当东线战事那里有危险时，希特勒就第一个想到莫德尔，他就要赶去“救火”。莫德尔后出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同时兼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官，至此半数以上的东线德军归莫德尔指挥，他的军事生涯达到顶峰。踌躇满志的莫德尔没有料到，东线德军已大不如前，这个烂摊子连他这个“东线消防队员”也无力回天，但他还是努力支撑着。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希特勒急调莫德尔接替克卢格任西线德军总司令兼B集团军群司令，他继续做着“消防队员”的角色，在1944年9月盟军发动“市场-花园”行动，希望直取德国鲁尔地区，以便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莫德尔沉着应战挫败了蒙哥马利的进攻，获得了他本人及纳粹德国最后一次大的胜利。其后，战争已逼近德国本土，纳粹德国已是大厦将倾，德军已是士气全没德国失败在即，莫德尔怀着对国家的忠诚而努力支撑着。1945年4月，莫德尔所部西线20多万人被盟军合围在鲁尔工业区，莫德尔既没有执行希特勒关于炸毁所有工厂的命令，也拒绝接受盟军要他投降的命令。他解散了部队，让德军战士各自逃生，这一命令使很多德军免于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丧生。莫德尔说：“一名元帅不会成为阶下囚，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4月21日，莫德尔在杜伊斯堡附近的树林中举枪自杀。而保卢斯，在第6集团军将要失败前，希特勒授予保卢斯德国陆军元帅节杖，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希特勒希望保卢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但苏军快将攻入德军司令部时，保卢斯却选择了投降。1952年他从苏联的战俘营被释放回东德的德雷斯顿，于1957年2月1日，在被苏军俘虏14周年“纪念日”的当天，保卢斯因长期患病而去世。其实他的政治生命在第6集团军投降的那天就已经死去了，其后的10多年他都是行尸走肉过日子。德国人，尤其是有亲属在东方战场死亡的德国人都诅咒保罗斯，指责他未能拯救装备精良的三十余万大军自己却苟且偷生。这个罪名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结束。 莫德尔不是一个战略家，也缺乏隆美尔、曼施坦因的人格魅力，以自杀为他的国家献出了生命，起码他是个真正的军人;至于保卢斯实在难言是个合格的军人。
当然，他们两人所效力的政权是个罪恶的、反人类行为的政权，纳粹德国再多的胜利都只是给人类社会以更多的灾难，对于他们的功过人们要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保卢斯元帅和莫德尔元帅虽性格有异，取得的成果有异，都不能改变他们为罪恶政权效力的本质，都不能改变纳粹德国是一个罪恶政权的事实!
魏玛共和国时期，保卢斯和隆美尔曾同在一个步兵团服役，两人的职务相同，且都是上尉军衔裂贺兄，可两人的性格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肆袭隆美尔生性好动，爱出风头，而保卢斯其人却是一个内敛心静，谨慎细致的人，他办起事来总显得有些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过这种性格却让他在参谋的岗位上干的顺风顺水。毫无疑问，拍旁保卢斯的确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参谋，无论是古德里安还是后来的赖歇瑙都对他赏识有加，而且保卢斯成为第6集团军司令也与赖歇瑙的力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习惯于埋头沙盘的保卢斯虽然有了单独掌兵的机会，但他与那些从野战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官相比，缺少了将军应有的血性。保卢斯的性格被许多人所诟病，甚至连国防军内部的意见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他并不适合担任集团军司令这一职务，而后世更是将斯大林格勒失败的部分责任归咎于保卢斯的优柔寡断。因为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保卢斯抗命的话，第6集团军将免遭灭顶之灾，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考虑，这一设想多少有些不切实际。
诚然，如果换做是赖歇瑙、古德里安这些将领的话，他们的确可能会做出抗命之举，不过这种抗命也不应会给第6集团局带来太大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只考虑了抗命成功的结果，但是很少有人去考虑保卢斯能否抗命成功。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第51军军长赛德利茨上将就曾向保卢斯建议“不顾元首的命令，立即发起突围”，为此他还擅自将位于伏尔加河畔的第51军左翼（德第94步兵师）撤回，希望以此逼迫保卢斯就范。然而第94步兵师刚离开阵地不久，连第6集团军司令部都还没有获知消息，希特勒却已经知道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希特勒对第6集团军的监控已经达到了一种近似恐怖的地步，由此来看如果保卢斯打算抗命的话，恐怕没多久就会有新的司令官接手第6集团军。除非包围圈内的德军将领都决定抗命，否则“突围”这件事将很难实现。
在“冬季风暴行动”的最关键阶段，第57装甲军的先头部队距斯大林格勒已不足30英里，随后装甲军的攻势便陷入停滞。曼施坦因曾要求第6集团军向南发起突围，进而与第57装甲军汇合，然而这一建议却被保卢斯以燃料不足为由拒绝。“燃料不足”并不是一个好的借口，因为它很难说服所有人，不过相比于燃料短缺，保卢斯还面临着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从12月16日起，苏军就已经开始了进攻，他们除冲破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防线外，还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渗透，为此第6集团军各防线普遍卷入了防御作战。在包围圈的西南角，突围行动的预计发起地，德军的三个师也已经卷入了防御作战，如果仅以这些师的部分部队实施突围，德军恐怕也很难达成突破。这或许才是保卢斯迟迟不愿发起进攻的主要原因。
现在以我们所了解到的所有资料来看，从苏军完成兵力集结包围德军之日起，第6集团军已经失去了全身而退的机会，哪怕保卢斯孤注一掷实施突围，德军也很难成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将过错过多的归于保卢斯多少有些不公平。不过话说回来，战场奇迹很多时候都是“险胜”，可保卢斯却没有冒险的勇气（亦或者说破釜沉舟的勇气），或许这才是他能力上的最大缺陷。
倒向苏联的纳粹将军们
如前所述，尽管盟国管制理事会制订了去纳哗念粹化的原则和标准：完全解除德国武装、以战犯身份逮捕纳粹党员、解散各类纳粹组织、实行民主化改造，但是美、英、法、苏四国在各自占领区内实际实施的去纳粹化却各具特色，并且随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去纳粹化”也走了样。
做为与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去纳粹化”的动作最快，标准最严格，最具特色：苏联军管委从未正式使用“去纳粹化”，而是称为“ 社会 主义改造”。
1948年8月，东柏林的苏联军管会开庭审判前纳粹成员曼弗雷德·鲍姆（右站立者）
1945年8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部）官员率先到柏林甄别被关押的纳粹党核心成员，相比治下，美国军法机关在1946年10月才正式开始审查工作。到1947年，苏联占领区共拘捕67179人，其中8214人经审判后释放，获释者比例为12%，远低于获释）。
苏联将去纳粹化与对占领区进行“ 社会 主义改造”结合在一起。例如：德国工商界、旧容克贵族手里的生产资料、土乱带困地被没收、充公；律师全部被解雇，除非能证明拥有除纳粹德国外的他国法律资质；各城市街道凡是与相关的纳粹主义或帝国主义命名的，一律改成具有 社会 主义色彩的名字。纳粹德国占领的大部分东普鲁士被划归波兰，苏联指使波兰政府对该地区的德国裔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因此，大批德裔居民逃离波兰，回到德国。
对于前纳粹德国的精英人才，苏联当然也不会放过将其收入囊中的可能，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像冯.布劳恩这样的精英人物害怕苏联的恐怖统治而逃往西方国家占领区（主要是美国占领区），因此落到苏联手中的有价值的人才不多，而且大都是投降或被俘的军人。
前德军第四集团军指挥官文森兹·穆勒（Vincenz Müller）中将于1944年7月向苏军投降并向苏联表明自己的反希特勒立场。他被关押在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战俘营并参加了那里的反法西斯学校（die Antifa-Schule in Krasnogorsk）的学习班。1949年获释后，穆勒被安排到刚成立的民主德国，担任警察总督察、内务部副部长。
1953年，穆勒被任命为东德警察部队（KVP）参谋长，1956年任新改编的国民军的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然而，东德国家安全部（MfS）并不放心这位前纳粹德国将领，从1952年10月开始通过其私人秘书Heinz Sperling上尉对穆勒进行秘密监视。
穆勒在1955年、1956年曾代表民主德国政府在东柏林会晤当时的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弗里茨·谢弗（Fritz Schäffer，CSU），就德国与两德达成谅解的可能进行了会谈。他表示，民主德国的乌布利希特（Walter Ulbricht）政府即将被推翻，两德有可能统一。 1958年9月，前东德官方宣布，因穆勒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批准其退休的请求。
1943年1月，德军元帅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场向苏军投降后，被送到战俘营
苏联手中最有名的人物当属前德军第6军团指挥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因部队被重重包围，无法逃脱，未避免全军覆灭，保卢斯元帅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于1943年1月向苏军投降，之后他先后被关押在不同的战俘营。他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很多人认为他应该像戈林、凯特尔、约德尔等元帅一样受审并被判刑。
然而，保卢斯没有被带回普通战俘营或监狱，而是被转移到了莫斯科附近托米利诺的一栋别墅，并配有厨师和勤务兵。那里还有另外外两位前德军将领，其中之一是上文提到文森茨·穆勒。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预示他们将面临与其他战俘不同的命运。
1948年6月，保卢斯以帮助建立民主德国为由，请求回到德国的苏联占领区，但是未得到答复，相反，对他的监视加强了，其人身自由受到更多限制。奇怪的是，尽管行简1949年有足够的证据给他定罪，但苏联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1954年保卢斯在东柏林出席新闻发布会
保卢斯的夫人和一对儿女生活在联邦德国，1949年他的夫人去世后，保卢斯再次申请返回东德。1953年9月，保卢斯与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特会面之后，其请求得到批准。对此，他特别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感谢信，此举让他成为西德民众心中的叛徒，然而他受到东德官方的隆重礼遇。
1953年10月26日，保卢斯终于回到德国，在东柏林，他受到东德统一 社会 党和政府领导的正式欢迎。他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职务，被安排了一个“卡瑟尼腾人民警察大学（die Hochschule der Kasernierten Volkspolizei）战争 历史 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虚名。他被安置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上洛施维茨（Oberloschwitz）一栋别墅中，并享受拥有手枪和西德欧宝 汽车 的特权。
然而东德政府对这位前元帅显然是不放心的，其日常生活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线人，他的信件被检查，电话和住所被监听。保卢斯为东、西德之间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1955年开始，因 健康 原因淡出公众视线。1957年2月1日在别墅中去世。
无缝对接：从纳粹骨干到西德高官
在苏联占领区到后来的民主德国，对前纳粹党员或军、警人员的清查极其严密，东德官方定期向民间散发所谓《棕册子》，其中列出所有仍被东德政府通缉的在逃纳粹党员，任何加入武装部队的前纳粹成员一经查出，必马上开除并进行审讯。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只有12名前纳粹党员经严格审查后，被允许加入统一 社会 党。
相比之下，在联邦德国，前纳粹党成员能很轻易地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仕途也畅通得多。其中最具代表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是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他是从普鲁士帝国、纳粹德国到到联邦德国无缝对接的行政官员的典型。
格罗布克曾经是普鲁士帝国、纳粹德国内政部的行政律师，1938年7月，他升任助理部长。他领导编著了一系列种族歧视法案，诸如1935年颁布的《帝国公民法》、1937年颁布的《保护德国人遗传 健康 法》和《公民身份法》，他还帮助设计了盖在犹太人证件上的“ J”字样图章。
二战开始后，他多次前往占领地，参与指导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或送往集中营。格罗布克于1941年9月陪同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 (Wilhelm Frick)访问附属国斯洛伐克，之后不久，斯洛伐克政府颁布《犹太法典》，成为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基础，人们相信格罗布克的访问为斯洛伐克政府提供了帮助。
汉斯·格罗布克（左1）与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左2）于1941年9月在纳粹附属国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然而另一方面，格罗布克与地下反纳粹组织和民间团体保持联系，战后对前纳粹人员的审判中，他以证人身份参加，为公诉人作证。从1948年到1949年，格罗布克格洛布克担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税务局副总裁。联邦德国成立后，他被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任命为总理府国务秘书，后来成为阿登纳的私人顾问及核心团队成员。
匪夷所思的是，阿登纳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科隆市长，因为拒绝与纳粹合作，他于1933年纳粹掌权后被解除职务，1934年“长刀之夜”中短暂被捕入狱，获释后流亡各地。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失败后，阿登纳被怀疑参与其中，再次被捕。其任中尉的儿子亲自去柏林向秘密警察申诉，当年11月阿登纳获释。正因为他在纳粹时代的不合作，美国支持他出任之后首任联邦德国总理。一位纳粹的反对者却重用一名纳粹要员做自己的顾问，阿登纳的胸怀确实宽广。
1963年，汉斯·格罗布克出任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左）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十周年，二人关系极为密切
所谓“总理府国务秘书”相当于联邦总理的办公室主人，其职责来自联邦政府《议事规则》（GOBReg）第7条，该规定至今未改变。格罗布克对阿登纳政府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阿登纳经常与他一起在总理府官花园散步，就重要的政治决定征询他的意见，例如与以色列的赔偿协议。格罗布克向阿登纳提出了内阁人事建议，并负责监控内阁官员的忠诚度。他与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也保持密切联系，并管理基民盟的捐款。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四天后，向时任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提出建议，授予格罗布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大十字勋章。同年，格罗布克退休，格罗布克准备移居瑞士，早在1957年，其夫人已在日内瓦湖的沙尔多纳（Chardonne VD）购买了土地并建造了别墅。
1963年秋天，沃州议会决定不准向格罗布克颁发居留许可。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移居计划，他发誓要中断与瑞士的一切联系，当时的瑞士联邦总统路德维希·冯·穆斯（Ludwig von Moos）在议会宣布，瑞士政府因此避免了向他发布入境禁令。
关于格罗布克在战争期间的各项活动都被美国方面刻意隐瞒，其中最严重的包括希腊战区犹太人清洗行动及他与另一知名纳粹战犯艾希曼的联系。1961年5月，犹太裔法官弗里茨·鲍尔掌握到艾希曼在塞萨洛尼基处决两万余名无辜平民前曾与格罗布克洽商的记录，但是案件很快因为联邦情报局的介入，以证据不足为由而被迅速撤销。此外格罗布克的战时档案被列为不得向公众发布的机密。
与美国和西德政府对格罗布克的袒护不同，东德政府于1960年代初由政治局领导、国家安全部实施了大规模调查，目的是证明格罗布克是纳粹种族歧视法案和迫害犹太人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并且与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艾希曼有联系。
1963年7月，由东德最高法院院长海因里希·托普利茨（Heinrich Toeplitz）主持对格罗布克的缺席审判，最终判决格罗布克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虽然审判的实际作用，但是宣示了东德政府与西德政府的对立。
因为冷战，西德的去纳粹化虎头蛇尾，并不彻底。大批前纳粹份子被轻判、减刑、甚至被宣布无罪，还有许多潜逃到南美各国。以色列建国后，1949年成立的以色军事情报机构“摩萨德”致力于在全球范围追捕前纳粹人员，1962年将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受审，堪称杰作。
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先后被拘押在12个集中营，死里逃生活到战后。作为人数不多的大屠杀幸存者，维森塔尔开始了对纳粹战犯的不懈的追捕。1947年，他在维也纳成立了犹太文献中心，维森塔尔对前纳粹份子穷追猛打，绝不放弃。他跟踪调查了6千多起纳粹案件，让1千1百多名战犯被绳之以法。正是他追踪到艾希曼在躲藏在阿根廷的踪迹并通报给摩萨德，使得罪行累累的刽子手落入法网。
与魔鬼共舞：陪它下地狱
自古以来，乱世出各种各样的“雄”：英雄、枭雄、奸雄......摩西、汉尼拔、凯撒、秦始皇、刘邦、项羽、曹操、李世民、成吉思汗、赵匡胤、拿破仑、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中有人名垂青史，有人遗臭万年，他们都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书写 历史 的人。
历史 绝不是偶然的，在特定的时刻，必然出现特别的人物来决定 历史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秦始皇灭六国，成吉思汗统帅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希特勒偏执地幻想优等的日耳曼人一统欧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福是祸，这都是注定的。这些主宰 历史 的人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也许是天使，也许是恶魔。他们带着使命来到人世间，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使命：兴盛或者毁灭。
希特勒与“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合影
具体到希特勒，早年的他是典型的失败者，游离在 社会 边缘，没有尊严。这是他人格扭曲、仇视 社会 的原因。他把对 社会 的仇视定向到对他认为的“劣等民族”、“有缺陷的人群”。在他的时代，德国正是一片凋敝、民心涣散的乱世，这个带着使命而来的“地狱使者”把自己的理论系统化成为《我的奋斗》，并一手创建纳粹党来贯彻之。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将其“奋斗”付诸实践，得益于特定的国内外条件。打个比喻：如果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病变的细胞，当时的德国 社会 和德国人是他寄生的宿主，而英、法等国不在初期及时切除这病变的细胞，反而任由它吸收养分，促进它成长和扩散，最终成为致命的毒瘤。
在国际 社会 ，刚刚经历了一战、经济大萧条，英、法两国国力衰退，无力他顾，其主流政客们一厢情愿认为牺牲小国利益可以换来自己的安全与和平。结果是养虎为患，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灭顶之灾。建政不久的苏联无法与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同盟关系，也无力对抗纳粹德国的兴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不愿介入欧洲事务。于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国际 社会 得不到任何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公然践踏国际公约，以各种手段侵占他国领土，最终挑起世界大战。
在德国国内，希特勒以一手缔造的纳粹党为资本，在政治上逼退其他政党，最后用“国会纵火”这样的卑鄙手段将德国共产党清理出国会，使德国国会成了纳粹党的国会，纳粹主义通过立法成了德国的法律，德国进入纳粹专制时代。对于纳粹主义的怀疑者，希特勒毫不留情地清理和打压。
1933年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后，接连撤销了一批不支持纳粹主义的市长，第一批遭撤职的就包括时任科隆市长康纳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后来当选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生性多疑的希特勒对身边的追随者同样毫不留情。
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希特勒亲自指挥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全德范围内对纳粹党进行了一次政治清洗（史称“长刀之夜”），拘捕了上千名被怀疑不忠诚者，处死数百人，其中包括早期跟随希特勒打江山的纳粹冲锋队首领罗姆。
经过政治清洗，希特勒牢牢掌控了党卫军和国防军，保证了自己的政治安全。
对于德国民众，希特勒、戈培尔等人极尽所能，发挥其蛊惑、煽动能力，不遗余力地给民众洗脑。虽然希特勒文化水平极其有限，但是他却擅长演说，其滔滔不绝地脱稿演讲，加上特点鲜明的肢体语言，为他带来大量粉丝。当时留下大量希特勒演说的声像资料，几乎都是万人空巷、巍巍壮观。
单从演说能力来说，在内向木讷、不善言辞的日耳曼人中，希特勒可谓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组建纳粹党的第四年——1924年，希特勒得到一位“天才的宣传家”，后来成为纳粹理论权威、党内第二号人物。他就是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这位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长期担任纳粹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是德国纳粹化的主要推手。1933年就任纳粹宣传部长，两个雨后即开始在大学焚烧非德意志思想家、作家的书籍，并开始系统地清洗文化界、知识界。
除了强力控制德国的意识形态何文化教育，戈培尔在给德国民众洗脑方面也“功不可没”，他的权威理论解释与希特勒的即兴演说相宜得彰，成功地迷惑、控制了大多数德国民众。
纳粹理论权威戈培尔：“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在谎言被确信期间，国家可以阻隔人民对谎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解。”
对于“洗脑”，戈培尔总结出一套理论：“ 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在谎言被确信的期间，国家可以阻隔人民对谎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解。 ”可见，戈培尔很清楚纳粹理论是谎言，但是通过不懈的、全方位的洗脑，谎言会被人们相信，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
为了实践自己的“谎言效应”，戈培尔成立德国文化协会，强迫媒体从业人员入会。通过收购、控股、清洗、审查、停刊等手段，全面控制德国媒体。对媒体发布每日指令，所有的报刊都必须与指令保持一致，否则强制停止出版。戈培尔还通过强制集体收听纳粹广播、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刑罚严惩收听国外电台等手段控制民众。
尽管德国民众是纳粹专制统治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并不是无辜的。尽管纳粹用了各种流氓、暴力手段清除了其他政党，但是，它是被德国民众投票选举进入国会的。纳粹德国晚期出现了“白玫瑰”、施陶芬堡这为数不多的叛逆，然而在12年的黑暗统治时代，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德国人是认同、接受纳粹的，或者是沉默的。可以说当时的德国民众是纳粹疯狂集权专制、亡国、祸害全世界的帮凶，国破家亡也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假如—— 历史 是冷冰冰的，没有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假如1921建党到1933年掌权，希特勒的一系列扩张特别是种族主义举措、暴力行动受到魏玛政府和法律的有效制约和惩罚，假如他们得不到容克地主和工商界的支持，假如德国人对特勒的煽动打问号、不认同纳粹理论、反对纳粹的种种非法暴行，他们会投票给纳粹党，将它推进国会吗？
假如德国民众不接受、不配合纳粹执政后推行的种种专制集权统治、种族清洗政策，甚至加以反抗，纳粹统治能够在德国畅行无阻吗？毫无疑问，沉默的大多数德国民众是纳粹的受害者，更是帮凶。“白玫瑰”英雄苏菲.绍尔总结得非常到位：“毕竟，有些人要做先驱，因为我们所写的，说的，也被许多人认同，但他们不敢像我们一样表达出来。”
神降下大洪水，惩罚崇尚暴行的、堕落的亚当的后代。纳粹时代与魔鬼共舞的德国民众，遭到了神的惩罚。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除了苏军的英勇，被围困的德军也缺樱搜值得说一说，尤其是第六集团军的司令保卢斯，更是被德国宣告，为帝国而杀身成仁，还被授予元帅的肩章，全国哀悼四天之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保卢斯在苏军即将对斯大林格勒形成围困之势时，就曾撤退过，但因为希特勒下令不许撤退而不得不返回原地，随着苏军的逼近，德军疲态渐显，伏历保卢斯此刻已经明白，坚守阵地的德军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但他内心仍然希望，援兵的到来可以让他们转危为安。
保卢斯曾寄希望于曼斯坦因的援救，毕竟他的军事才能值得称赞，但曼斯坦因的进攻并未一帆风顺，不得不退回罗斯托夫，而此时集团军与外界联系已经被切断，物资以及弹药的供应已经被停，甚至每个士兵每天只能靠一百克的面包果腹，有的人不得不去吃草根以及树皮这种东西。伤病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万六千多人，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很多德军因此而死。
而此时，苏军的包围圈还在缩小，第六集团军被迫撤到斯大林格勒城内，又烧毁掉大量的公文。这样的情况，保卢斯多次致电希特勒，希望得到行动援助，要么就停止战斗。但希特勒的回复让保卢斯心灰意冷，他表示，第六集团军不许投降，要抵抗到最后，这样可以促进罗斯托夫以及北面新战线的形成。这是部队的任务。
保卢斯不被允许投降，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此刻苏军已经发起了最后进攻，随着苏军的推进，德军的形势越来越不利，死伤甚至达到十万人，保卢斯又一次向希特勒请求投降，但回复仍是，部队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希特勒甚至派人将元帅肩章以空投的方式送给保卢斯，他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第六集团军将为他为德国勾画的宏伟蓝图殉葬。
在保卢斯给希特勒的最后一份电报中，他表示，敌军就在门外，而他们在歼灭。电台也在销毁中。整个元首大本营都以为保卢斯已经杀身成仁，但不想，没多久希特勒就接到消息，保卢斯投降苏联，希特勒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是发了保卢斯为战而颂渣死的公报，甚至还在葬礼上亲自为保卢斯的棺中放入元帅杖。
但保卢斯在苏军出现时，就已经举起白旗，和他一起被俘虏的还有德军的其他将领。当时他们由专人看守，保卢斯还曾提出意见，希望能有两顿早餐，有白干葡萄酒，也提出了看报的要求，苏军满足了他，不过提供的报纸是苏联的，后来，保卢斯的妻子不知从何处得知他还未去世的消息，托人送来信，这使保卢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即通过电台控诉希特勒罪行，后来还曾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审判上作证。
保卢斯后半生大部分时间被囚禁在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克里米亚，为苏军完成军事理论建设，后来成功回国，但希特勒编造的谎言已被拆穿，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也已被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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